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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伟:我这三十年
2008-12-25  
        用一篇自述,谈30年内发生的事,又不能记豆腐账,很难。仔细构思了一下,只能把我在这30年内亲历亲为的第一次的故事作为主线,又找来一本辽宁省委、省政府当年给北京的“推荐中宣部典型材料”,以此为辅线,说说这30年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历程。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有秘密的,好在时间是解密的按钮,许多在过去打死也不能说的事,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可以举例说一说

        从天上到地下的知识残疾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一代特殊的人。不知道这代人的特殊性,就很难准确地认识这代人。

        我是1955年8月出生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的政治保卫干部。“政保”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我的出生地,在沈阳市铁西公安局院内,那是铁网、高墙,24小时有人持枪站岗的地方。原日本警察署遗留下的日本高级住宅。一排三户,邓、朱、姜三位局长,我出生在第三户。从我家窗户望去,过了篮球场就是看守所。看守所是我孩提时代主要的玩耍地方。为犯人切大白菜,做窝头,送饭,是我的课外活动。

        有趣的是,我可以在看守所的窗外听预审,犯人的对话预审的过程,也是智斗。

        孩提的经历是沈阳飞龙未能大发展的主要原因,面对法律,在法律的底线上,我总是胆战心惊的,所以也导致了飞龙没有所谓的“原罪”。

        1966年,小学4年级,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不用上学了。看到的是打倒爸爸的大字报横贯马路。市公安系统也搞了文化革命,爸爸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当上了红小兵铁西区总司令。那是一段真正的野孩子时期,几部电视剧里演过的一些胡闹情节,几乎我都干过。

        1968年10月复课闹革命,我直接上了三十一中学初一班,以后又读了六十三中学、五十一中学。

        1969年12月,爸爸走五七,全家搬出铁西公安局,来到东陵区的一个被废弃的小学校居住下来。那是一个没有天棚,有窗户少玻璃大而破的房子,四处漏风的家。寒冬的冷风,给城内的孩子上了第一课,那年我14岁。不久,我就成为地道的农村娃,砍柴、挑水、割猪草、种园子。

        1972年,爸爸回城,我中学毕业,爸爸征求我的意见,留学一年,1974年光荣地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再次下乡不到一周,沈阳市搞“大型文艺汇演”,大队找我们知识青年创做节目,我编了一个对口快板“夸上深”,一炮走红,东陵区文艺汇演一等奖,沈阳市文艺汇演二等奖。从此,我当上了文艺队长,团总支书记,青年点点长,第四生产队队长。并由此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

        讲这些经历作为引子,其目的是说明我的知识残缺的严重程度以及早期天上地下的命运坎坷,知识残疾和命运坎坷造就了我的性格,也筑成了我的命运。

        老个体户是怎样的回报社会

        我是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93年到1996年,沈阳市委组织部决定,在沈阳飞龙,试点成立党总支。在书记人选上讨论了3年,核心问题是姜伟能否当书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姜伟是有产者,不具备当书记的条件。”“姜伟是中共党员,虽然已经成为有产者,也不能因此开除党籍。既然是合格的党员,为什么不能当书记。”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个死结,党的十四大,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员知识分子投身经济建设中来,我听从党的话,响应党的号召,辞去干部公职,下海创建民营科技企业,怎么会跑到党的对立面去了呢?

        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修改了党章,许多人不理解,提疑问。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最懂得其中的深远意义。

        1996年6月,我写了一篇《大力发展辽宁混合经济体制》的建议,很受重视,全省印发。有位资深的老干部在我的建言上批示,看后吓了我一大跳。“姜伟的建议与中央的精神严重背离,应引起注意。辽宁要坚持发展大型国有经济,混合经济是什么经济,这个提法与中央不一致,误导视听。”

        多亏当任的省委领导作了批示,为我解了困局:“辽宁的发展可以讨论,多听各方面意见无妨,姜伟的很多建议还是有益的。”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中国民营企业,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所走过的曲折经历。允许部分城市部分居民从事个人工商业,私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应该限制发展;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应该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份制是国有经济新的实现形式。每一次党的会议,每一条新闻公告,每一次精炼到论字、论句的表述,都是我们民营企业最重要的话题,那是一步一步,探索着,推敲着,坚定地走过来的。现在的人们不会再有我们过去的心态。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及时成立了“光彩事业”基金会。顾名思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所从事的经商活动是光彩事业。

        这是我们都心领神会的事情。早年的民营企业家奉献爱心,奉献社会是自愿的,也是必须的、无条件的。为了更好地发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飞龙集团投资100万元,成立了辽宁中医药奖励基金会,奖励在辽宁从事中医药科研、经营、生产、管理工作的有功人员;1994年4月,飞龙集团又一次向辽宁希望工程办公室捐赠人民币70万元,在全省14个贫困地区各建一所“飞龙希望小学”;出资20万元,成立了沈阳飞龙少儿民族乐团;投资50万元,成立了辽宁延生艺术团;为了彻底改善沈阳市公共汽车候车亭过去那种“破、脏、差”的形象,飞龙集团出资100万元,在沈阳市主要干道建设了200个高档次的候车廊,为沈阳市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成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模

        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我算是比较早的一批。1992年2月,被选为沈阳市人大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3月,我被选为省政协委员,一口气干到2006年卸任,连我自己都感觉到,该给好人让一让位置了。

        1991年,团中央修改了中国青年标准的年龄上限,延长至38岁以下均为青少年。这一延长年龄的决定,使我走向了共青团全国典型的光荣之路。

        大约在1988年开始,团中央在全国开展十大杰出青年评比活动,地方及全国的十杰均采用公开的媒体投票方式,公平选出。1991年,我被选为沈阳十杰。1992年,我被选为辽宁十杰。1993年,我被选为全国十杰,30名候选人之一。并选举为中国青年联合会的常委,连任两届八年。

        按照惯例,中国每10年开一次全国群英表彰会。1995年,中央决定,5月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群英会,并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是国家对公民的最高级别奖励,证书盖有国徽,总理签发。

        我前面说过,沈阳飞龙办企业不很成功,做典型特别成功。接到通知,我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4月29日到北京报到,参加群英会。我是从香港电话告诉联交所暂缓上市后,飞到北京的,香港的朋友,听说我是劳模,都成为笑话谈:“老板是劳模。”党和政府给我的荣誉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荣誉和奖励而言,我确确实实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人,而且是唯一的一人,再无二者。在如此众多的荣誉面前,我实在是有些不争气,把企业弄成了这个样。

        上市海外遇大鳄

        2004年8月,我到深圳拜访太太药业的老板,受到极高的礼遇。老板说:“姜伟,您别再胡思乱想了,飞龙药业没有发展起来的唯一原因,是您的企业没有注册在深圳。”

        中国是在1992年春天,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尝试股市与资本市场的。当时是,中央每年确定全国的上市公司名额,分配给各部委办局,再由各部委办局分配给每个省,由省分配到各市。沈阳市为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地,每年一两个上市公司名额,民营企业边都沾不上。而且,按照当时的上市公司文件,沈阳飞龙的出身不符。港资占50%,属外资企业,个人占50%又属私营企业。

        中国政府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正式批准中国民营企业到海外上市的是沈阳飞龙。在我的经商生涯中,最悔恨的、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也是被动地决定沈阳飞龙在香港上市。正是这个被动的、盲目的上市决定,使沈阳飞龙遭受重大挫折,也丧失了后来上市融资的机会。

        上市事件发生在1994年9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经倒闭的香港百富勤公司,号称中国蓝筹之父,在成功地完成十几家中国城市蓝筹股在香港保荐上市后,想扩展业务范围,在国内找一家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在香港保荐上市偏偏选中了沈阳飞龙。

        1994年10月,顺利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资格审查。但是,香港联交所与中国证监会有一个会议备忘,大意是“凡中国境内企业在香港上市,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而百富勤公司在中国证监会的通关接连失败,已经到了放弃的地步。

        问题又推回到我头上。怎么办,只能闯关。当时中国证监会租用保利大厦的几个楼层,我也没找人,孤身一人闯进办公楼,推开了海外部的门。只见两位反坐椅子的人在谈话。一位是中国证监会首席法律顾问高西庆,一位是中国证监会海外上市部主任李晓雪。

        “您是谁?”

        “我是沈阳飞龙姜伟。”

        “知道,知道,卖延生护宝液的。”

        “您来干什么?”

        “我要到香港上市。”

        “什么?您要去香港上市?”

        两位中国证券股市的重量级大人物,被我的鲁莽和冒失逗乐了。

        “说说,您为什么要到香港上市。”

        “飞龙的股权结构香港50%,中国50%,我可以让出1%,香港公司可以上市,但未来企业发展会受影响。”

        “如果飞龙整体到香港上市,我可以给您们写保证书,把所有融来的资金全部拿回国内发展,利用海外的资金,发展国内的民营企业,没有任何坏处。”

        李晓雪看我动情了,也严肃起来:“政府办事情,要有法律依据,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和许可,让我们管理您这样的民营企业。我们就是想管也没有办法管。”

        经过努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沈阳飞龙到香港整体上市的申请终于获得国家批准。

        沈阳飞龙在香港上市的失败,一度被媒体炒得火热,但都没有涉及到真正的失败原因。

        其一,香港联交所,利用沈阳飞龙到港上市的案例,广泛收集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各方面管理,使上市审查至少延期60天。上市临讯通过后,上市科科长向我道了歉,“我们对国内私人企业管理不甚了解,多要了您一些资料,也耽搁了一些时间,向您道歉。”其二,财务和会计报表的安排严重失误而导致失败。

        香港上市的会计审查是,先用电脑录入上市企业所有的财务凭证,录入凭证的电脑与联交所的邮据库连接,凭证录入后,自动生成所有的财务报表。

        在没有事先设计和安排的情况下,会计公司遵从证券公司的意见,将1993年的3亿元销售额,调整至1994年,其调整的目的是想增加上市时的融资金额。但是1995年初,香港出现股灾,股票指数从1994年10月的14000点骤降至7800点,上市延期,录入凭证所有修改必须向香港联交所说明,证券公司又要求1995年的每个月销售额和回款不能低于1994年每月平均值,而1994年每月的平均值不是实际销售额,而是调整后又增加从1993年转入的销售额。铁西公安局铁网高墙的居住童年,又使我不敢做假账。怎么办?只有扩大生产,向市场堆货铺货一条路。于是在1月、2月、3月、4月大干了4个月,每月的销售曲线没有大的下滑,沈阳飞龙的市场早已混乱不堪了。

        其三,香港证券公司保荐上市要赚配售原始股的高额利润。

        香港上市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配售的原始股,配售半年之后,方可上市流通。证券公司必须在上市之前半年之内,以2倍至3倍的价格,配售10%-15%的原始股,上市时抛售,获取上亿元利润。

        1994年10月,证券公司反复告之,有一家日本公司,出资5000万元,想购买沈阳飞龙15%股权。此事,说明白了就会违反香港刑法,您不说明白,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想不明白,办不明白。沈阳飞龙要在香港上市,和日本企业合什么资呢?我的自我,固执,勤奋,执著和主观,使原始股配售迟迟无法完成,最终导致香港上市失败。

        现在回想起来,在金融大鳄的血口面前,我的幼稚是那般的可爱,又是那样的可恨,是我亲手葬送了沈阳飞龙药业的前程。

        但是,香港的上市报表,一年之内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有效。于是,我又被另一家证券公司相中了,说服香港的伙伴,在美国买壳上市。这条金融大鳄更狠,把所有的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分净,只给沈阳飞龙留下优先股,谈了3天,三方寸股不让,我只好咬牙放弃。3个月后,太阳神公司香港上市,遭遇和沈阳飞龙一样。

        再创新中国洋酒引发争议

        关于查处“劣药”伟哥开泰的变故,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很坏的。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一没有发生药品伤人,吃死人的事故;二没有发现药品的内在质量和毒副作用;三没有消费者使用者的投诉和媒体曝光。一个已经受理进入审查程序的TM标志的商标使用,是国际国内的惯例,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用得更广泛,即使是药品说明书有不当之处,在国内也可以找出成千上万个案例。如此的大动干戈,一定另有隐情和原因。何况更不应该把一个十几年的老牌民营企业给一棍子打死了。

        国家新医改方案,必将引发中国医药产业,医药商业30年以来最大的巨变。在这场巨变到来之前,任何人都无法预测,他变化的结果如何,也无法提早决定,主动的去适应这场建国以来医药领域最大的一次变革。

        在我的内心深处,总存一个死结。1995年,中国保健品市场大动荡,大混乱大变革时,娃哈哈公司放弃保健品行业,改行食品饮料,海南养生堂公司放弃保健品行业,改行做纯净水,10年之间都发展成为巨型大企业。沈阳飞龙当年也放弃保健品行业,改行现代中药产业,选择了一条坎坎坷坷的曲折之路。 2000年6月,我到美国阿拉斯加洲,考察全套熏制鲑鱼生产线的全套设备,偶尔参观了一家生产洋酒的工坊。

        为此,我也结识了两位美国可爱的老人,其中的ZHOU阿姨后来成为了我的老师。

        熏制鲑鱼的设备谈判进行了60多天,阿拉斯加是美国的石油城,华人居住区很少,整天呆在宾馆里,语言又不很通,晚上睡眠又少,我就经常找ZHOU阿姨到洋酒工坊里品酒,偷酒喝。一来二去,参观了洋酒工坊的原料库、原料处理、循环酵造、酒精蒸馏、勾兑成酒、窖藏储存等所有工序工艺,深入了解了几个种类洋酒的制造方法。公开地、合法地窃取了洋酒的制造配方和工艺。

        10月,回国后,便在药厂里铺天盖地地大搞起洋酒来。试过几十种中药原料,不是药味太大,就是发酵困难。最后,在库存的雄蚕蛾上找到了感觉,试验成功。经过8年的窖置发酵储藏,我制造的中国洋酒的基酒越藏越香气扑鼻,真是成功在望。建造一个洋酒工厂,至少需要10年时间。

        2008年5月至6月,我苦苦思考了60天,最后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生产中国洋酒。

        勾兑成酒很顺利,报批手续也很顺利。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次推出洋酒,我也学乖了,聪明了许多。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洋酒的名称,还是叫延生护宝酒为好,不要叫钻石酒、金酒。先保证进入市场成功,减少进入风险。

        根据市场的意见,首批推出的中国洋酒分为普通装、商务装、家庭装、礼品装、KTV装、酒吧装、治疗装7款酒。

        可是,延生护宝酒刚刚推向市场就遇到麻烦了。归到哪一种类的酒呢?怎么归类都有争议。说延生护宝酒是中国洋酒,等于说是中国外国酒,语法都不通。说延生护宝酒是保健酒,又没有保健食品批号,也没有合法的保健功能,说保健就违法。

        有时候,我自己也暗地里批评责怪自己。“姜伟啊,姜伟,你可真能闹啊,作吧!延生护宝酒,这不又弄出点事来了。”人们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经历决定命运。30年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还算一位“剩者”,这次可好,又跑到市场和变革的前面了,又干了一件有争议的事,又一次成为了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我都快成为中国的娱乐人物了,而这个娱乐,确实是带有许多苦涩的娱乐。

        国家把我的成功定位为“放怀市场满眼春,”我是认同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海潮里闯荡了二十几年,中国第一篇“谢罪”的广告,第一个“春节给爸爸妈妈送健康”的送礼广告,中国第一次提出“毛主席教我打商战”的都是我。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洋酒现在和未来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从现在夜店酒吧人满为患的火热场面中,我也知道未来中国洋酒产业兴起的必然趋势。

        这些天来,我又操起了科学研究的老本行,进出各大研究院所,企图着手研究解决非粮食酿造烈性酒的生香、成香、储香的酶反应和触酶反应系统的加快反应速度,缩短洋酒酿造时间的科技攻关项目。

        我经常对朋友和同事说,沈阳飞龙的姜伟在世界金融危机泛滥之时,推出中国洋酒延生护宝酒,对市场和企业界的启发和示范意义,远远大于沈阳飞龙自身的市场获利。

        人总是要做一点事情,因为我还活着。

        作者: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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